来源： 政府采购信息报 作者：王秀珂 何滨
政府采购电子化之所以被提到了全新的高度，是因为电子化是反腐倡廉的创新手段，是转变工作方式的重要途径，是转变工作职能的重要措施，是提升工作水平的必由之路。电子化政府采购必将推动创新型政府采购事业建设，由此实现政府采购事业跨越式发展。
电子化政府采购的生命力来自于思想的创新。如果单单采用电子化的新手段，而指导电子化发展的是旧的思路，那么电子化政府采购的发展可能不是进步，反而是后退。目前，仍然有一些问题和难点制约着政府采购电子化的发展，迫切需要有效解决。笔者将有关问题进行归纳总结，结合创新理念，提出以下建议。
鼓励创新 改善法律制度环境
电子化政府采购不应局限于传统政府采购过程的计算机模拟，而是应该根据信息化的发展，打破传统定势思维，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来检验其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政府采购事业的发展方向，对政府采购活动进行流程再造，建立创新典范。
自《政府采购法》颁布以来，协议供货、网上竞价、电子反拍等电子化政府采购的创新做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我们还看到网上竞价、电子反拍等电子化采购手段在项目金额、执行范围上还受限颇多，大多数地区的电子化政府采购创新性不强，还停留在照搬传统采购流程的水平。这与电子化政府采购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有很大关系。我们各级部门应该立足实际，为电子化政府采购创造相对宽松的法律制度环境。应该全面研究电子化政府采购的特性，改革政府采购制度中相对滞后的因素，对电子化政府采购执行过程中的创新做法，鼓励实践、鼓励创新，及时评估执行效果，肯定成绩，对电子化政府采购程序的合法性进行界定，改善电子化政府采购发展环境。
电子化政府采购的发展还与国家有关电子政务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程度相关。电子文件的合法性还缺乏明确标准，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支持，这也是制约网上招投标、电子档案保存等电子化政府采购手段发展的难题。放眼国外，早在1993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在其任期内首倡电子政府，做出了很好的创新榜样。在随后的1995年和1996年，克林顿政府先后出台《政府纸张消除法案》和“重塑政府计划”，要求政府各部门呈交表格必须使用电子方式，此举大大加速了美国的电子政府进程。韩国政府经过13个月的研发，耗资26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韩国规定电子化采购必须以电子数据为准，杜绝了喋喋不休的“纸质和电子数据以谁为准”的争议。这样手工方式自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电子化政府采购成为真正的主角，因此韩国政府采购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2003年获得联合国公共服务优秀奖，2004年，又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评选为最佳电子政府服务提供者。我国也应借鉴这些有效做法，从而在根本上奠定电子化政府采购建设发展的基础，推进政府采购事业发展。
资源共享 减少人为因素影响
电子化政府采购兼具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特性，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信息化在全社会普及应用的大环境密切相关。
政府采购工作，所涉及的主要主体包括采购人、评审专家和供应商，供应商相关的信息涉及工商、税务、社保、工信、建设、公安、海关、银行等多个部门的数据信息。通过共享这些信息，有助于对供应商信息实施动态管理，按采购目录分类，将供应商营业年检情况、经营范围、资质等级、财务状况、信誉状况、经营产品、技术指标、市场报价等信息纳入供应商信息进行动态管理，方便政府采购各方了解市场，把握市场商情。
采购人相关信息涉及编制、财政、审计、资产管理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的共享有助于建立级次明确的采购人管理体系，便于归集采购需求，形成政府采购规模优势，并有助于对采购合同执行情况和资产管理进行有效跟踪管理和审计。
将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条文，以标准量化的数据形式融入电子化政府采购流程，实现标准化、精细化。例如，将相关部门发布的产品环保清单以标准量化的方式与协议供货系统、网上竞价系统相融合，将大大减轻采购工作人员的判断审核工作，减少人工操作，提高工作效率。
根据《2009年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交换体系等基础性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国家拟定了《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征求意见稿）》与《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征求意见稿）》等23项体系标准，并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在天津、上海、北京、内蒙古等地开展了试点工作。比如，北京市率先建设了统一的政府信息资源中心，为各职能部门提供统一的基础性服务，促进了跨部门信息资源共享和利用，此举将使政府采购电子化系统的数据交换越来越方便，也使建设全流程、实时、动态、准确的政府采购平台成为可能。
上海根据基础信息具有基准性、基础性、标识性、稳定性的特征，按照“一数一源”的原则，不断深化集中与分布相结合的基础信息库建设，并通过示范性应用，促进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高行政效率。经过持续几年的推进，上海市电子政务建设的重心已经从单部门、单系统建设转向深度挖掘信息资源价值和跨部门协同应用，积极探索电子政务项目的建设管理机制。比如，2009年上海启动了法人信息共享和应用系统建设，在主体对象方面从企业扩展至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合伙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法人，在信息类别方面从基础信息扩展至登记类、资质类、监管类等各类信息，将在企业设立、税务管理、市场监管等应用领域为全市各政府机关提供数据支撑。